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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家文化与世俗生活
来源:时间:2015/5/25

道家文化与世俗生活

  50多岁的尹天润是绵竹木版年画的传人,父母和哥哥在离孝德镇几公里的石坝村居住,他因为爱好年画和本地习俗研究,曾经是孝德镇文化站站长,颇有几分乡间学者的味道。尹师傅身材高大,脸阔鼻高,他听曾读过私塾的父亲说,自己祖上来自陕西。但是像尹家这样世代农耕的家族,族谱早已埋没,基本说不清家族的根源。

  “我们这里的人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,在日常生活中点滴可见。”尹师傅带着记者和朋友一起摆龙门阵,孝德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德安便插嘴道:“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招聘启事,有老板要招一名32岁的女工。按照一般人的想法,怎么招人定个这么具体的年龄呢?我们本地人一看就知道,是为了和老板的属相相配。”

  属相是否相配,成为大家日常生活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。“一个属羊的老板,绝不会招一个属虎的帮工,羊会被老虎吃掉的。”普通人婚姻大事更不必说,哪怕是子女和父母之间,如果刚出生的子女和父母一人的属相相克,家人就会替孩子认一个属相相配的人做“干爹”或“干妈”。尹天润说,这里的人信奉人与自然相生相克,一生追求的是怎么顺应自然,把自己发展得最好。“你若是个文曲星下凡,即使才华盖世,命里犯了官煞,这一辈子也做不了官。既然命里注定的事情,我们也无须抗争,心态比较好。”

  尹天润和老友李德安的聚会,两人言谈间都有些不太得志的抱怨。尹天润认为自己有才干仕途却不顺利,李德安在镇上做了26年语文教师,有些可惜自己所得太少。但是这种抱怨没有丝毫“苦大仇深”的样子,两人几乎是面带微笑互相劝慰,然后又乐呵呵地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  住在孝德镇兴隆街的“肖裁缝”是镇上比较有趣的人,他的房屋门口挂着预测阴阳八卦、主持红白喜事的招牌,说明他是一个笃信阴阳八卦的算命先生。当有人找上门,他会领着满怀诚意的人穿过深深的弄堂式的卧室厨房等,来到离街道较远的安静小房间。墙壁上供着观世音菩萨和道教祖师爷,挂着阴阳八卦图。肖先富会让来人手持三个小铜钱,分六次撒在地上,他根据六次的结果画出卦相,给来人预测未来与凶吉。镇上的人依然比较相信命运,每到春季,很多人都会找算命先生预测一年的运程。

  好玩的是,在临街铺面一侧的墙面上,肖先富贴上了两面大镜子,老先生热衷于拉丁舞,一听到音乐响起,就立马昂首挺胸摆足架势。阴阳八卦和拉丁舞神奇地融合在他身上。

  肖先富的经历是此地普通人一直忙着找出路的经历。60岁出头的他年轻时在黑龙江当过6年兵,回到孝德后做了十来年民办教师,随后自学裁缝手艺忙活了10年。十几年前,他迷上了气功和阴阳八卦,随着两个女儿都在德阳市区安家立业,没有了经济压力的他干脆不做裁缝了,靠给人算卦生活。比起钱财,他更看中与他人之间的缘分,若是感觉相投,即使分文不取他也并不在意。每天早上肖先富5点多便起床,在床上盘腿打坐练气功,“表面上我一动不动,可是体内的气流一刻不停歇,翻腾反复呢”。白天研究周易,偶尔去茶馆喝茶下棋,晚饭后跳拉丁舞,“这一天忙得时间不够用”。

  镇上信奉风水的人不少,但是也有像兰泰华这样打趣风水先生的:“阴阳先生好说空,指南指北指西东,山川若有好风水,何不埋他老祖宗?”

  87岁的张代鑫和老板住在地震后新修的板房里,老伴瘫痪了13年,儿女们请了护工日夜照顾,接近90岁的张代鑫看上去没有多少老态。老人年少时生活坎坷,解放后成为此地的人民代表,是个人生丰富的小镇“活字典”。

  提到小镇历史,张代鑫记忆最深的是小时候看到的袍哥生活。张代鑫的父亲为了谋生,带着他来到孝泉镇给人点鸦片烟,四川军阀连年混战,父亲被一个姓姚的营长拉了兵,回来后继续帮人点鸦片。“我父亲这样在旧社会很卑微的人,也是袍哥呢,只不过是个没有任何名气的袍哥。那时候在这里的地界上,不当袍哥就很难生存。拉车的人有袍哥,给人修脚的也有袍哥,总得找个山头靠。那些开茶铺子或者开烟馆的,就更是袍哥了。”

  此地最著名的两个袍哥,当属解放前孝泉镇钟紫垣和混袍哥的洪绍章。那时流传一句话,“孝泉的钟撞不得”,即是说钟紫垣不能得罪。袍哥在很大程度上,成了与行政设置相平行的一个庞大组织。袍哥又分为浑水袍哥和清水袍哥,民间把清水袍哥称为“仁义”袍哥。但是袍哥又会在清浑之间不断转化,他们内部极为讲义气,来到别人的地界,如果打出袍哥的暗语,便马上会有当地袍哥买单付账,表示友好。解放后钟紫垣和洪绍章都被新政权镇压。

  川西农村的流动性

  川西平原的村落,围绕在孝泉镇和孝德镇四周。农忙季节要来到了,田地里绵延着大片青绿色,油菜和小麦即将收割,水稻等待插秧。地震后的村镇,比以往热闹了不少,因为大批新房要建,当地人无须外出打工,就在本地做建筑工,一天的工钱也达到了80~100元。

  公路边刷得白白的新房墙壁上,色彩艳丽造型夸张的绵竹年画非常抢眼,不同于多数农村粗陋的墙体广告,这里的房子上画着大幅的《二十四孝图》、《闹春图》、《太白赠鞭》等故事。即使是旧房屋,两扇门也画着与门板一样高的两个彩色大门神——秦叔宝和尉迟公。尹天润说,本地人特别在意年画的功能,与其说为了美观,不如说是更在意年画驱邪避灾的寓意。

  农耕社会高度发达的川西平原,因为得益于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,长年水旱从人。用德阳本土作家简以模的话来说,“即使是一颗汗珠子滴下去,也能在田地里长出粮食来”。千百年来农耕的富足,成为四川人乐天知命的一个底色。研究者在谈到四川的茶馆遍地开花时,不用为农业劳作操心,是四川人时间闲散、心态悠闲的最根本原因。

  记者来到川西农村,跟不同年龄的农民交谈,发现与其他农村不同,这里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担心农业的收成。孝德镇石坝村84岁的老支书杨乐召记得,解放前他们佃农租地主的田地,最担心的是猪或牛会病死。养猪是为了积累粪肥,养牛是为了耕田,如果牲畜病死,佃农就极可能破产。但是收成从来不是问题,只不过“地主如果想卡你,有心提高租子,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不下去了,只得迁徙”。

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曾在2007年秋天,组织了不同大学的16名学者在孝德镇的5个村子调查了半个月。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种弥漫川西农村的“软绵绵的幸福感”。学者徐楠说川西农村的人会过日子,这是一个“离生活常识不远的地方”。

  即使在一年半以后的今天提到当时的调查,贺雪峰仍然记得当时强烈的感受:“我管他们叫做不走极端的川西人,好像四川人什么都能够理解,什么都能够接受,这在曾经固守传统道德的乡村社会,是极为少见的。直观感受综合起来就是川西人的不钻牛角尖,不认死理,不打死锤,不走极端。”

  在贺雪峰过去调查的华南农村,多以宗族为构造,宗族、祠堂等对个人形成了严格的道德约束。华北动辄上千人集中居住的大村落,村庄本身成为农村社会稳固的基本构造。而解放前四川的农村是以灵活流动的村组为构造的,一个村组可能只有十来户人家,“湖广填四川”使得不同地方不同姓氏的人结合在一起,他们住在类似四合院的川西院子里,为了互相照应和联合抵御风险。以尹天润自小居住的院子来说,住着尹、兰、张好几个姓氏的人家。于是在四川几乎没有“外来人”的说法,村庄里少有宗祠,也少有大姓,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地杂糅的生活方式。

  杨乐召向记者提到,祖辈自从来到四川,世代以租地生存。不同地块要上交的谷子不一,佃农和地主便形成了每年议价的关系。一旦谈不拢,农民就得搬家。于是父母带着他们弟兄三人长年流浪,直到弟兄三人都成了家,这个十来口人的大家庭仍然不会稳定居住,“有时候搬到几里地外,有时候可能到几十里之外”。邻里关系在这种流动中随时形成又随时解体,大家都能在一种宽容松散的气氛中和睦相处。

  解放后的土改,才将川西农民固定到了土地上。杨乐召一家当时正好租种了石坝村某地主的土地,新政府给他分了田地,他家就此定居下来。同一个大院内的张姓人家据说是广东人的后代,也在土改时定居到了这里。

  于是表面看起来,如今川西农村的架构与其他农村无异,但是由于历史上独特的流动性,那种相对松散的道德感和宽容的态度,仍旧保留了下来。贺雪峰说,中国华南的农村,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矛盾喜欢冷战,夫妻婆媳间不说话的人不少。华北农村的人际关系则比较激烈,要么关系特别好,要么就能出现恶性的刑事案件。“南方农村上千人的村庄,因各种纠纷或者想不开,发生十来例自杀事件是很普遍的。”而他们调查的5个村子有七八千人,“居然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一起自杀,确实让人惊诧”。

  川西人不走极端的性格,在日常生活中淋漓尽致。在孝德镇大乘村,一位70多岁的寡居老太太,为了享受几天城里人的生活,嫁给了德阳的一位老工人。这位老头去世后,她又改嫁给了另一位老工人,及至这个老头去世,老太太就一人住到了镇子上。“一个农村老太太,到了这个年纪还抛下满堂儿孙,为了自己的个人享乐一嫁再嫁,这在别的农村是很不可思议的。”而村人对于老太太的态度是,“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她这样过也还不错”。在村子里,由于近年来妇女外出务工,有几个人在外地另找了男人,要跟家里的老公离婚。遇到这样的事情,其他人也并不苦心规劝,当事人虽然困恼也并不会做出极端的举动。

  贺雪峰还对他调查的一个村子的村支书印象深刻。此人颇有些袍哥气质,热心快肠,但是如果村民不听话,他也会动用些黑道上的人轻轻吓唬村民,这样使得他领导的村子运转高效。上世纪90年代后,村子里的小茶馆多了起来,村民们几乎每天整个下午都在茶馆打麻将消磨时间。书记看不下去,认为“勤快人日子好过,懒人日子不好过”,于是声势浩大地开始“禁麻”。有趣的是,这位书记本人就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赌王,还曾公开在赌局上展现自己的不败之功,赌起来成千地赢钱。于是不服的村民开始上告,“禁麻”一年后书记只好妥协,村里的茶馆从此更是麻将声鼎沸。虽然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,书记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动摇,和村子人的关系也还不错,大家都相安无事地生活。参与调查的学者罗兴佐感慨:“川西人的所有关系都是弱关系。”

  在乡村社会的频繁流动中,村落中的庙子与镇上的茶馆,成了相对稳固的意见汇集地。寺庙看似更多成为村子人信仰和精神的寄托地,而茶馆则是更为世俗化的精神家园。直到现在,川西农村处处可见热衷寺庙活动的“婆婆大娘”。每逢初一十五,这些上了岁数的妇人们便集中到村里的庙子“耍上一天”,每人只用交两元钱,就能在玩乐之余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。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信仰,不如说它在此地更多表现为人们对固定交往的一种寄托。

  正在远去的都市老茶馆

 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教师王笛提到,在20世纪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,并称其为“喝茶沙龙”,对人们在那里的“社会闲聊”很感兴趣,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。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“舒适茶铺”印象甚深,他认为那茶馆便是“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”。在美国城市,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“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”的公共空间,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。人们去茶馆会友、交易、推销、卖艺、闲聊,或无所事事、观看街头行人。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,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,只要他们不工作,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都可待在茶馆。

 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、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,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,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,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。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,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,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。

  有了对川西乡村社会的了解,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流动性形成了宽容的特质,也成了四川的城市精神。成都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馆,完整地保持了传统韵味,上世纪20年代建立的木制廊厅和传统的竹椅,让人感到亲切。

  81岁的潘雨酥从鹤鸣茶馆退休了几十年,仍然有着每天来喝早茶的习惯。潘雨酥说鹤鸣茶馆向来文化味儿浓,以前被称为“六腊战场”,每逢寒暑假学校都会到这里来招聘老师,于是应聘的老师和学校教员是这里的常客。鹤鸣茶馆内并不唱戏讲评书,是比较风雅的茶园,民国期间不少来到四川的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喝过茶。大街小巷的茶馆,则和老百姓联系密切。“旧时家里住着挤,一般人没事当然喜欢去茶馆坐着。住家的人也不烧热水,直接到茶馆去买。”

  吴科军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鹤鸣茶馆的老员工,30多岁的吴科军还保留着老手艺,他向记者展现了一只手拿7套盖碗茶的技艺。上世纪90年代,蒲传明等几个在鹤鸣茶馆工作的老职工承包下了茶园子,保持了它的本色没有变动。

  民国期间成都的茶馆有400多家,如今更是多达3000多家。除了少数几个吸引外地人参观的茶馆,一般茶馆已经没有了评书或各种表演,更多成为人们谈事情的高雅场所。李伯清自创的“散打评书”曾在四川风靡一时,但他的弟子廖健告诉记者,取材于现实生活的“散打评书”相当于脱口秀,它需要说书人有非常深厚的生活阅历,以及四川式的独特幽默。随着李伯清退出评书舞台,能将这种方言评书发扬光大的人几乎没有。对于四川人来说,这并不是一件让人多么遗憾的事情,一如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,宽容坦然地接受时光带来的变化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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